刘尚希

当前人类文明进入“风险社会”新纪元，从全球来看充满了风险，而且这些风险很难预测，当前的形势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现在人类处于风险社会，我们要有风险意识，这样才能真正防范化解风险，给中国的发展构建更大的确定性。

重新认识风险

我们对风险这个概念并不陌生，金融尤其微观金融要谈风险，企业管理也要谈风险。现在需要重新认识风险，这对于我们构建自身所需的确定性来对冲风险是非常必要的。

一是要认识风险与不确定性。世界的本质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大家认识到，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的，而非原来认为的确定性。风险与不确定性是直接关联的，如果这个世界都是确定性的，那就没有风险可言。

现实生活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处处存在。从企业视角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行区分，这是微观视角。从宏观角度来看，风险既是研究对象，也是研究方法。风险是未来世界在当今世界的投影，研究风险意味着从未来看今天，未来的风险决定今天的行动。当今社会关于风险方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投资决策，未来赚不赚钱就决定了今天投不投资，如果预期悲观就不会投资，反之就会投资。

二是要认识个体风险与公共风险。个体风险即微观风险，是个体可能受到的损害。个体是什么呢？企业、居民、政府、国家等主体都属于个体，因为从全球来看，一个国家也是个体。个体风险可以转移，也可以分散。个体之间依据私人契约来分配风险，比如经济契约，做生意要签合同，表面上是在做交易，实际是分配风险，如果没有风险，做生意就没有必要签合同。再如社会契约，自愿组成的家庭和婚姻就是一种社会契约，受到《婚姻法》的保护。

与此相对应就是公共风险，即宏观风险，是集体或共同体可能受到的损害。一个集体或共同体面临的共同风险，显然不可转移，覆巢之下无完卵，只能靠集体行动来化解，而集体行动要靠政府来组织。比如新冠疫情就是一种公共风险，要靠政府进行社会动员来防范和化解。

在经济活动中，风险的分配通过私人契约来约定，但是私人契约也有不完备的时候，会出现违约。如债券违约不能偿还，会对债券市场产生影响，如果大企业或大量企业出现违约，这种影响就不可小觑。个体风险向公共风险的转化随时可能发生，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二者形成风险循环累积，即“个体风险—公共风险”不断循环累积扩散，这时就需要公共契约来解决问题。公共契约是共同体、个体之间分配风险的工具。

政府是公共风险的管理者

政府是公共风险的管理者。公共风险的管理，目标是公共风险最小化。公共风险最小化可以实现宏观确定性最大，市场预期自然就会形成。市场上做生意是有风险的，比如股市有风险，进入市场要做好准备，大家都知道，不需要政府去管，可以通过市场风险来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优胜劣汰。如果变成了公共风险，大家无力化解，就需要政府来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目标就是公共风险最小化。公共风险最小化之后，市场主体自然可以应对市场的风险。

以什么方式来进行公共风险的管理呢？就是遏制风险循环累积扩散。一是防范，避免个体风险公共化。当一个企业出现风险的时候，风险外溢越来越大，如果政府判断有可能变成系统性风险，进一步蔓延成公共风险，就要及时遏制，避免个体风险公共化。二是化解，当公共风险已经形成的时候，要及时处置公共风险，避免内部化，也就是微观风险成本上升。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冲风险的工具

从风险的角度看，公共政策是政府对冲风险的工具。公共政策是一个工具箱，是一个政策体系，通过不同政策组合来对冲经济风险、失业风险、自然风险和外部风险，失业风险和外部风险是经济风险衍生出来的。

近十年来，我们的增长曲线平滑地缓慢向下，没有什么波动起伏，在这个背景下风险容易扩散，因为个体风险很容易外溢，出现风险的市场主体越来越多。在这个时候就要对冲经济风险，最主要的工具是财政政策。

风险是不能清零的，风险永远存在，要按照风险生成的内在逻辑，区分轻重缓急，抓住风险链条，精准实施政策。风险权衡非常复杂，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判断，不能从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部门去看。现在讲风险往往贴上某个领域的标签，比如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养老风险、失业风险等，其实风险是整体性的，可以相互转化的。

前不久大家都在关注延迟退休问题，一说到退休问题就会涉及养老金，按照相关研究，养老金结余到一定年限可能就耗尽，以后怎么办呢？这个风险现在就要考虑，要采取一些措施，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延迟退休。延迟退休就等于工作时间变长，拿退休工资变晚，从风险角度来讲，这是风险的重新分配。

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越来越大，需要财政来补，是不是要收更多的税去补社会保险缺口？这是一种权衡。也有人提出，把一些国有资产转到社保作为补充，问题是国有资产要保证不贬值才行，如果贬值的话，不但不能带来收益，可能还会变成一个包袱。这些实际上都是风险权衡，不仅要考虑经济，还要考虑社会，方方面面都要兼顾。

任何政策都是风险权衡的产物。为了对冲风险，财政政策要加力，财政风险就会扩大，就要考虑财政的可持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保证了流动性充裕，但实际上也是扩张，要权衡发生通胀的风险。政策自身带来的风险只要认识到了是可控的，但经济风险是内部衍生的，对市场主体来说有时候并不可控，这就需要通过政策工具对冲公共风险，这时候就是在进行风险权衡。

货币政策力度之所以可加大，很重要的一个根据（或者说风险权衡的一个结果）就是判断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即货币政策加力不会产生新的风险。财政政策权衡的是财政风险与公共风险（经济下行、失业增加），货币政策权衡的是货币风险（通胀风险）与公共风险，一旦公共风险上升，财政货币政策就要加力。

风险权衡的依据是风险分配正义。权衡风险实质是在分配风险，要考虑当前与未来、农民与市民、老人与青年、东中西部地区等。实体正义讲的是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而风险正义要求按照能力分配风险，让最能承担风险的主体来承担风险。要实现风险分配正义并不容易，需要法律和制度来支撑，因为现实中，能力强的更能转嫁风险，让弱者承受更多风险。

（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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