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第十一届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交易会上的发言（2024.6.5）。

首先我愿表明一个基本判断： 中央强调的“发展壮大民营经济”这样的大政方针，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有机的、内在的联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大力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在 新质生产力的理解上，已经有很多的讨论，领导人的表述大家也在反复学习，我认为有两个从基础理论层面来加深理解的视角。

第一个视角，是人类供给侧创新中所形成的“阶跃式”发展所带来的具备质变特征的生产力新水平新境界。 哲学里有个重要的命题是“量变为质”，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表现为量值曲线，不是由低向高平滑的演变，而是“阶跃式”地跟随非常重大的创新，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从大的划分来讲，人类社会在经过了漫长的200多万年发展演变之后，出现了农业革命，使生产力上个大台阶——这是那个时代的新质生产力。以后，工业革命在不到300年前发生，又是取代农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再上一个大台阶的新质生产力。现在进入信息时代，信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比之于工业革命时代的生产力，又是再上一个大台阶的新质生产力。“数字化生存”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当中，又可有细的划分；我们所处的数字经济发展大潮中，移动互联网所支持形成的生产力，比一二十年前所处的有线互联网所形成的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研究者当下展望，人类社会可能要以量子计算机时代取代电子计算机时代，如果这个时代真的来临，比之于电子计算机所支持形成的生产力，量子计算机支持的生产力，又是新质生产力。

这个视角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视角， 生产要素在供给侧组合优化促成生产力“阶跃式”提升所带来的具备质变特征的生产力新水平新境界。 理论方面有基本分析认识： 劳动力、资本、土地（代表自然资源）、科技成果、制度与管理，都是供给侧的要素，加上现在中央已明确地说，到了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也是生产要素。 各个要素相互组合的优化和其带来的生产力的演变，非常值得重视。 比如，过去生产力有传统的三要素之说——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 而后面邓小平言简意赅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学术上可论证邓小平的表述是非常严谨的： 科技并不是给传统三要素做加法的第四要素，其创新成果是给传统三要素加上乘数，加上放大，所以科技成果应用的乘数放大效应和作用，使它成为第一生产力。

中国的经济社会转轨过程当中，还应特别强调“制度创新”，看重制度要素的作用。 领导人说“惟改革创新者胜”，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是“最大红利”的所在。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中，特别强调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纲举目张”这种龙头作用。在西方学者的研究里面，比较早有索洛提出的“索洛余值”的认识框架，他依照量化研究潮流方法，把传统要素中劳动力和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计算出来后，发现旁边多出了一部分，这一部分难以量化，但他认为一定和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有关。以后这个“全要素生产率”认识框架普遍地被人们所接受，而它的内容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企业界所说的“颠覆性创新”的重大作用，西方学者反复援引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创造性毁灭”这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科技在历史上产生一种“革命性作用”的这些认识放在一起，看得出来其实他们关联"全要素"的内在逻辑完全一致。

现在中央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而新质生产力两个视角综合而来所支持的跃升式的发展，对于在世界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以后明显落后的中国急起直追、大踏步跟上时代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意义，不言而喻。

那么紧跟着说，民营经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体量，已经不止“五六七八九”： 从税收的贡献来说，已经过半； GDP60% 以上，还在往上增加分量； 70% 以上的科技创新成果——前面专家所强调的无形资产（发明专利、知识产权）方面的进步，给人印象非常深刻； 80% 以上的社会就业和 90% 以上的企业数量——这样的指标量值还在明显上升。几年以前已有学者专门地仔细研究了国家统计局的详细数据，指出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已经是 100% 、甚至 100% 以上由民营经济提供——为什么说 100% 以上？就业是支撑整个社会稳定和谐最重要的须优先考虑的问题，对比国有经济虽然有重要作用，然而国有企业形成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特点，是顺应着规模经济而越来越有资本密集型特征，于是用工从绝对量上会出现萎缩，而这一萎缩部分是靠民营经济（ 1 亿多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的就业弥补上去以后，才表现为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可以达到 1200 万左右——这个意义非常明显，是对全局基本支撑面的贡献。

特别是对处在前沿的“人工智能+”的创新领域，必须明确地认识这方面民营企业有根据经验可以总结出来的相对优势。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样的时代，全球引领整个创新潮流，首先是美国硅谷独占鳌头形成的数字经济平台。中国人急起直追以后，前些年形成了为数不多（全中国算起来10个左右或者说10个出头）的平台头部企业——这些头部企业如果按照一般的评价标准，清一色是民营企业（当然他们也在发展混合所有制）。 为什么民营企业可以在这种成功率很低、但是一旦成功全局皆活的创新过程中首先脱颖而出？在这样领域的前沿创新状态上，国有企业一般不存在相对优势，而民营企业的相对优势比较明显： 这些头部企业的“熬出头”无一例外，必须忍受所谓“烧钱”痛苦阶段的瓶颈期，在实践中间就是大多数企业熬不过去，归于创新失败，但极少数的企业终于熬过去了，创新成功脱颖而出，就变成“风口上的猪”，没有翅膀也一飞冲天。中国最早这方面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阿里公司，引起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风口上的猪冲出来，最主要的支持力量不是金融系统传统贷款方式那样的间接融资支持机制。对于阿里最关键的，是韩裔日本人孙正义在中国开放条件下到这边和马云谈好、拍板给出的天使投资，属于直接融资。马云原来寻求融资支持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把他看作骗子，但他说动了软银的掌门人孙正义（据说只花了30多分钟），孙正义便决定给马云20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支持——这在国有经济的决策程序里是完全无法想象的。马云拿到这笔投资，由他主导的决策是迅速按照其意图去试错创新，终于成功。后边不到两年的时间，孙正义的这笔投资的财富规模，爆炸式扩大为将近600亿美元，是3000倍的放大，足以使他对冲很多其他项目投资失败的沉没成本。但这种创新的风险度之高，有不断的表现：孙正义后来把这个模式用到印度，但在印度的大手笔最后证明血本无归，必须把自己手上高质量的阿里股票卖出去填印度的窟窿——这种风险特征只能是适应于民营经济的决策机制和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创投、风投、天使投式金融支持机制。在发展当中，虽然基于美国硅谷经验，加上欧洲人和中国人都推崇的政府助力的孵化器、产业引导基金等，但是总体而言，我们必须承认： 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种最前沿的创新、人工智能+式的创新中，民营经济是不可缺少的主力军中具有相对优势的主体。

现在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中央说我国的头部企业要“完成整改”，在去年已经有新任李强总理主持“完成整改”主题的座谈会，并且在完成整改之后，要求有关部门“推出一批绿灯项目”。这个契机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更多发挥主观上积极进取的作用。在这方面，我想再次强调一下强化民营经济金融支持的问题导向之下，结合思想再解放的一些认识要点。

第一，积极消除间接金融领域中的“实务歧视”。

首先要讲，刚才微众银行的领导的发言，正对应着这个问题。大量的民营经济小微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底盘，但他们过去是由于每一单个的项目虽然融资量要求不大，但是风险度很高，一单一单的成本与风险因素合在一起，是大银行、大金融机构根本不敢去涉及的。而现在，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支持手段，我们可以形成持续的小额贷款支持机制，这也是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的突破，要总结经验积极发展。

同时，还须观念创新，在“思想再解放，工作更抓实”中，消除“政治顾虑”的因素。 不必讳言，实际在银行金融机构支持民营经济的过程中，融资项目上风险性质在直接的感觉上，是不一样的：金融系统里权威人士的体会，是支持国有企业的融资可以表现出最积极的姿态，给国有企业贷款后如果感觉有出问题的苗头，可以赶快一起分析问题，给他吃药、打针、输液，没有任何人怀疑你在这方面有不良动机；但是给民营企业下决心发贷款之后（一些民营企业可以得到金融系统一定规模的贷款支持，特别是2018年11月1日总书记讲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之后，央行曾要求各大银行要考核每年支持民营经济的贷款增加幅度），如果发现这些贷款不对头，处理时态度完全不一样——银行这边的当事人会一个一个急于撇清自己的责任，消除怀疑，谁也不肯到一线去表现出怎么样帮助人家渡过困难。实际的结果大家心照不宣，对这个事情，可以“直接送进太平间”，以避开“说不清楚”的政治性麻烦。这样的政治顾虑，使得人们在风险性质区别上，实际形成国企、民企贷款在表现问题苗头之后的不同处理模式。由此心照不宣，发放贷款的源头上，当然就是国有企业多多益善，民营经济尽量回避——除非有特别明确的考核要求。当年的民企贷款增幅考核，只看到一年有明确的要求，以后没有再提起。这些问题都必须正面来认识它，积极解决它。

第二，直接融资是特别重要的方面。

前面提到的股权融资、创业投资，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是作为年度工作重点第一条结合产业升级给予了非常明确的强调。数字经济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前沿创新，最主要的投资创业机制，必须寄希望于直接融资机制的发展健全前述那种使阿里公司突破瓶颈期的风投、创投、天使投，在数实融合升级发展大潮中，我们必须积极提高其比重，以适应数字化创新特定的风险特征。 要特别注重以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打造，支持这些风投、创投、天使投的功能作用充分发挥，在进一步实行制度型高水平对外开放之中，更多吸引国际上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支持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三，思想再解放、改革更深化中，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认识，需要做实事求是的正本清源、与时俱进。

总书记说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相关基础理论支持实际上尚有待于进一步廓清。总书记直接批驳了“民企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直接控制论”等错误议论，后来中央又反复强调，对于社会上违反“两个毫不动摇”的错误认识，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予以批驳。这个任务还没有很好完成，我们现在感觉社会上还是非常容易出现“宁左勿右”思潮下对于民营经济的不认可，在某些时候可能会屡屡违反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的大政方针。现实中，在理论上怎么认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管理劳动贡献，弘扬企业家精神，怎样在混合所有制的道路上认清不是“谁进谁退”的问题，而是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长期问题，这些都有待于思想再解放，加上基础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支持的观念创新。

这些认识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